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笔者在浙江调研发现，乡村振兴要注重乡村发展中“内生”和“外哺”的结合，在内外结合中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乡村基层组织各自的作用。
在乡村发展的研究中，国际学界一直存在着内生发展模式和外生发展模式的争论。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虽然不乏强调外来支持和投入之重要性的声音，但是更重视内生动力。实际上，只要看到今天的乡村振兴是在一个开放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的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实践，只要认识到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振兴，又是一个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地进入现代世界、充分地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过程，那么，就不能否认，乡村振兴既不能没有“内源”，即内生动力的发掘与激活，也不能脱离“外哺”，即外部力量的推动与引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这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会有所不同。因时因地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实践的重要经验。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既包括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包括乡村自身所拥有、能用于乡村发展的人力、文化、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资源。资源是乡村自身的，自然也就是固有的。乡村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目标是让广大农村居民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积极性在总体上自然也不成问题。因此，着眼于内生动力的激活，关键在于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固有资源的具体结合。而这里的关键，则在于对资源价值的发现。资源是固有的，但其价值却不是自明的，有待于人的发现。山间一栋废弃的民居是固有的资源，但是它能够改造为民宿的价值则需要被发现和发掘。在这方面，浙江的经验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发现、发掘乡村各种资源之价值方面的作用，使乡村原本“沉睡”的资源转变为能够带来财富、带来美好生活的资本。政府通过清除各种物质性障碍（如交通运输）和制度性障碍（如民居入市规范渠道），帮助其跨越资金或技术的市场门槛，助力这些资源正常、顺利地进入市场，确保乡村从中获益。
举例来说，笔者调研过程中看到某县某乡农民具有种植西瓜的传统技能，但是在耕地匮乏的当地，这种技能只能“闲置”。正是市场发现并发掘了这种技能，促使当地瓜农纷纷外出租地种瓜，并最终在当地政府的引导、推动下发展成了年销售产值超过50亿元的大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再如，长久以来，莫干山麓的自然风光、宜人气候以及颇具地方风情的小镇也是处于“沉睡”之中的资源，同样是市场的触角发现并发掘了这种资源的价值，并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从“洋家乐”逐步发展成了今日全国民宿的样板，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当地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外哺”是乡村振兴中外部资源和助力的引进与注入，可以分为市场性的资本进入和非市场性的支持帮扶。市场性的资本进入又可分为纯粹市场性的和准市场性的，前者是资本纯粹出于获利的动机而向乡村投资，后者是企业在利润和政策补贴双重取向下向乡村的资本注入。市场不仅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也会产生自身无力解决而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外部效应（如环境问题等），因此，浙江省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防止纯粹逐利的资本向乡村的投入演变成对乡村的掠夺与破坏；另一方面，则通过诸如“万企兴万村”等行动，推动、鼓励企业以准市场性的方式帮扶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总的来说，既要引导和利用资本来激活乡村沉睡的资源，促进、提升乡村和居民的收益，又要尊重和保护各方参与者的正当权益。
非市场性的支持帮扶包括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由于我国社会性力量相对薄弱，乡村建设中非市场性的外来支持和帮扶主要来自政府。对于乡村振兴来说，由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或相关政策来提供这种支持或“反哺”不可或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不足，与城镇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且这种差异在今天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的相对落后导致乡村人口流失，而农村教育的落后更是导致农民及其子女缺乏把握更好生活能力的因素。要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 ，必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力发展和提升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环境等公共事业，使农村居民切实分享现代化成果。此外，鉴于农民为国家粮食安全所承担的重要责任和贡献与农民的增收和普遍富裕之间可能的不匹配，浙江省《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条》提出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并明确规定了对种粮农民的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
当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不同省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不同，政府通过财政或相关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或“反哺”的程度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明确不变的，即国家资源向农村的注入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考虑到我国农业和农村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承担了发展负担，以及今天农民为国家粮食安全所承担的重大责任给自身增收和富裕带来的压力，国家资源向农村的注入不仅仅是乡村振兴之客观要求上的“必须”，也是公平角度下道义上的“应该”。
综上，乡村振兴既要重视“内生”，也离不开各种途径和方式的“外哺”。关键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被发现、激活的内部资源和各种外部力量汇聚于促进乡村发展、农民增收并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一目标。这在宏观上有赖于国家的法规、政策以及健全的市场机制，但在微观上也离不开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从浙江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看，基层党组织的角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内部资源的发掘者、组织者。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具备较好的市场敏感性，善于发现乡村内部那些“沉睡”资源的价值，并组织、动员村民积极发掘、利用这些资源创造财富。第二，乡村和村民利益的维护者、促进者。前文提到，外部企业纯粹出于获利的动机而向乡村投资，有可能演变成对乡村的掠夺与破坏。在这种趋势面前，单个的村民或家庭通常是无力抗衡逐利的资本而有效捍卫自身权益的。因此，基层党组织（以及合作社等其他组织）必须发挥组织的力量维护和促进乡村和村民的权益。第三，外来帮扶、支援的接引者、分配者。准市场性的帮扶项目的运作，需要有当地组织来对接，否则就无法落地。政府对乡村的“反哺”资源不仅需要当地组织来承接落实，还需要当地组织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来公正分配。这都需要基层党组织的积极作为。而这三个方面，都表明了在乡村振兴中，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乡村和村民办实事的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位置。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教授）
